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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若有奶，爹便是娘。
男人一旦掌权，
潜伏的蛇就会变成飞天的龙。
日出时分
暮春之后是初夏。太阳升起前，有雾。
迷雾笼罩着史前文化，遮掩了阴谋与阳谋、真情与真相。我们曾经纳闷，后羿射日之后，嫦娥为什么要奔月。那里面，并没有她的情郎。同样，我们也不知道，阿波罗为什么要设下陷阱，让阿尔忒弥斯射杀了自己的恋人奥利温。奥利温并不是他的情敌。但是我们知道，阿波罗和伏羲都与太阳有关，也都是蛇，或曾经表现为蛇。
为什么是蛇呢？蛇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也许有人会喜欢蛇，认为它神秘、冷峻、有头脑，特立独行。也有人讨厌蛇，觉得它丑陋、阴险、冷血、变态。更重要的是，蛇和蛙本是死对头。蛇，是长虫。青蛙吃虫，蛇又吃蛙。蛇与蛙，如何相容，岂能相容？
因此，女娲让蛇出场，后来还变身为蛇，必有原因。
原因复杂而多项。最直截了当的动因是男人要搞“文化革命”。也许，这场革命是非暴力和渐进的；也许，革命的意识模糊而朦胧；也许，这事其实酝酿了很久很久；也许，它的背后有着经济的推动和考量。是的，也许。
但不管怎么说，氏族的男人和女人终于都认为，仅有女性生殖崇拜远远不够，还必须承认男性在生命创造中的作用，并用一种合乎逻辑和法理的形式予以肯定。
男性生殖崇拜开始了。
这就需要象征物，而蛇是合适的。事实上，蛇与阴茎有太多的相似，比如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比如平时绵软，用时坚挺。当然，还有那毋庸置疑的攻击性。因此，当它潜伏在伊甸园时，上帝也只好装作没看见。
其实在蛇之前，男性的象征便已出现，这就是鸟。鸟的崇拜要早于蛇，待遇也比蛇高。直到现在，它也仍是男性生殖器的代名词。这种指代甚至是一种“国际惯例”，比如英国人就把男人那玩意称为小公鸡（cock）。
鸟和蛇，是男性生殖崇拜的文化符号和代码。[1]
当然还有太阳。
太阳也是非有不可的。而且，正如月亮里面有一只神蛙名叫蟾蜍，太阳当中也有一只神鸟名叫金乌。蟾蜍就是象征女性的蛙，金乌就是象征男性的鸟。只不过金乌有三条腿，有的身上还背负着太阳。有了这只“三足神鸟”，男人的太阳就能够冉冉升起，还能飞向不知终点的远方。
月亮有神蛙，太阳有神鸟，也没什么不好。
女娲她们当年，大约就是这样想的。代表女性的鱼女和蛙女，甚至有可能欢迎代表男性的鸟人和蛇人登堂入室，与她们一起建设新生活，共谋发展，同享太平。
可惜谁都没有想到，是鸟就会叫会飞，甚至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她们更没想到，鸟的背后还藏着一条蛇。蛇是一定要吃青蛙的，下手只是迟早的事。只要太阳的光芒盖过月亮，蛇就一定会把母爱社会变成男权社会，并永不交权。
这可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父系氏族的日出时分到了。在血红的云彩里，在荒古的熔岩中，一轮红日如同流动的金球喷薄而出。它的当中或身下则是一只金色的神鸟，正张开巨大的翅膀，雄姿英发，傲然飞翔。另一边，悄然落下的月亮生铁般又白又冷，说不清是在默默祝福，还是黯然神伤。
现在已经很难确定，这只负日远行的三足神鸟究竟从哪里起飞。海上？山中？桑林？都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当它背负青天往下看时，应该看到一个人首蛇身的小伙子正英俊亮相，大踏步地从后台走向了前台。
他的名字，就叫伏羲。
天下第一厨
伏羲身上，有股子烤羊肉味儿。
当然，这里说的伏羲跟女娲一样，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文化符号，代表的是父系氏族社会。这个社会的历史少说也有上千年，但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也不管这当中出了多少个代表，我们都通通称之为伏羲。
而且照理说，他们也都该是蛇神。
但是奇怪，伏羲出生那天，我们只看到太阳很好，完全看不见蛇的影子。没错，一点都没有。
跟女娲的娲一样，伏羲的羲，差不多也是一个特别创造出来的字。除了用于伏羲，以及其他一些神话人物，比如羲和、羲仲、羲均、常羲，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气之吹嘘”，也就是气息舒展而出的状态。
什么气？
羊肉味呗！
羲，无疑与羊有关。金文的羲，就是上面一个“羊”，中间一个“我”，下面一个“兮”；或者上面一个“義”，下面一个“兮”。这个字加上“牛”字旁，就是犧，牺牲的牺。
很清楚，这里面有牛有羊，却偏偏没有蛇。你总不能说那个“兮”字，就是“蛇溜走了”吧？
女娲是女蛙，伏羲却不是伏蛇，岂非咄咄怪事？
然而伏羲又确实是蛇，也必须是蛇。女娲就是因为伏羲的缘故才由蛙变蛇的。如果伏羲竟然不是蛇，那么女娲的整容岂不冤枉？如果说伏羲也曾变身，请问又是谁给他动了手术？扑朔迷离的远古文化，难道案中有案？
其实，羲，原本与羊没有关系。甲骨文的羲字里面就没有“羊”，而是上面一个“我”，下面一个“兮”。
我和兮，分别是什么意思？兮是语气词，上古读音接近于“喝”，中古读音接近于“嘿”，意思相当于“啊”。我，也不是“自己”，是“兵器”，意思是“杀”。
所以，甲骨文的羲，就是“杀啊”。
杀谁？谁杀？谋杀案吗？
当然不是。
但要侦破此案，也只能倒推。
从哪儿推？
犧（牺）。因为伏羲又叫庖牺（庖犧）。庖牺的犧，就是牺牲的犧；牺牲的犧，则原本是伏羲的羲，就像蛇字原本是“它”。这在文字学上就叫“本字”，也就是“原版”。
犧的原版是“羲”，蛇的原版是“它”。后来，“它”加上虫就成了蛇，“羲”加上牛就成了犧。为什么要加偏旁？为了强调。比方说，强调蛇是爬虫。同样，正因为羲是牺牲，所以要加牛。要知道，牺和牲，都是牛字旁。
这当然很牛。
伏羲，就是很牛的庖牺。庖即庖厨，牺即牺牲。牺牲就是献祭用的动物，包括马、牛、羊、猪、狗、鸡。其中色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最重要的牺牲是牛和羊。祭祀的仪式，有牛就叫太牢，只有羊就叫少牢。少牢比太牢用得多，因为羊比牛便宜。但再省钱，也得有羊。
所以，尽管甲骨文的羲没有羊，金文就得加上去。后来表示牺牲之意时，还得再加上牛。上面加只羊，旁边加头牛，伏羲或庖牺，才算验明正身。
哈哈，原来伏羲这蛇头，是个做饭的。
但，伏羲或庖牺，却堪称“天下第一厨”，因为是做饭给神吃。请神吃饭，这在古代可是头等大事，《左传》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就是战争，祀就是祭祀。战争要杀人，祭祀要杀羊。羲，岂能不是“杀啊”！[2]
因此，即便在女娲的时代，伏羲的地位也不低。事实上，如果说女娲的伟大发明是生殖崇拜，那么伏羲的卓越贡献就是请神吃饭。他身上有羊肉味儿，后来起了王莽的心思，都不奇怪。
奇怪的是，我们的先民为什么要请神吃饭？难道他们牛羊成群瓜果满园五谷丰登，吃不完用不完，要大摆宴席？
当然不是。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请神吃饭其实是个局。
做局也是逼上梁山。正如生殖崇拜是因为死人太多，吓着了；请神吃饭则因为饥肠辘辘，饿坏了。那时生产力实在低下，先民们吃了上顿没下顿，更难有储备可言。一旦长时间断粮断炊，族群面临的便是灭顶之灾。
饥饿，是死亡女神的嫣然一笑。
这也只能发展生产力。于是各种生产工具被相继发明出来，包括作为猎具和渔具的罔罟（读如网古），作为农具的耜耒（读如四垒）。这些理应获得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发明和创造，后来被归功于伏羲和神农。这当然实至名归，他们也受之无愧。因此，这时的伏羲，是制造猎具、渔具和农具的工匠，以及使用这些工具的猎手、渔夫和农民。[3]
但，这跟蛇有什么关系，跟羊又有什么关系？
羊是在狩猎过程中自投罗网的。原始猎人最喜欢的就是羊，因为野猪野牛不易捕杀，兔子田鼠跑得太快，鱼虾贝蟹又解不了馋。只有羊，体大肉多，成群结队，反抗力弱，智商还低。这就不但可以打主意，还能智取。比方说，头戴羊角身披羊皮伪装成羊混入羊群，然后把它们带进包围圈。
傻乎乎又喜欢随大流的羊，哪有不上当的？
没错，这就是最早的“佯装”。实际上，佯就是装羊，也是羊人，而最早的“羊人”就是装羊的伏羲。这也是最早的“局”，只不过它鲜为人知。后面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吃不完的羊被圈养起来，猎人伏羲也变成了牧人伏羲。
这时，他当然还是羊人。
尝到甜头的伏羲得寸进尺。他决定设一个更大的局，忽悠一把天神地祇。
这就是请神吃饭——饭局。
饭局和狩猎，其实一回事，都是为了吃。没得吃，不够吃，便要么去抢，这就是战争，也就是甲骨文的羲；要么去讨，这就是祭祀，也就是金文的羲。它的意义，一点都不亚于生殖崇拜。生殖崇拜祈求的，是种族的延续；请神吃饭面对的，是族类的生存。前者希望多子多孙，后者希望丰衣足食；前者考虑千秋万代，后者考虑当下眼前。你说哪个重要？
都重要。但现在就有吃的，更迫切。
请神吃饭，不能不办。那些山神、河神、林妖树怪和土地公公，管着山间的兽，林中的鸟，水里的鱼，地上的庄稼，自己又吃用不完，完全可以分一点给我们。只不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你得把神伺候好了。要知道，就连楚汉相争时的范增要杀刘邦，也得先摆鸿门宴。
显然，这只能是伏羲的事。也只有发明了猎具、猎获了羊群的他，才有资格充当请神吃饭的厨师长和主持人。也因此，在祭祀仪式上，他依然得头戴羊角身披羊皮扮作羊人。只不过，这时的他不再是猎手，而是祭司。
毫无疑问，这时的伏羲也不再是甲骨文的羲，而是金文的羲。金文的羲，上面是義。義是仪（儀）的本字，即威仪或礼仪。而且，正因为儀的本字是義，犧的原版才是羲。
伏羲的秘密，昭然若揭。
与此同时，他的地位也节节高升。
众所周知，在没有政权、法律、国家和公民概念的原始时代，族群都是自然形成的。纽带则与其说是血缘，不如说是共食。母子，是吃与被吃的关系；兄弟，是同一个娘养大的人。实际上，原始人类聚族而居，无非是要解决吃饭问题。因此，爹若有奶，爹就是娘；谁给吃的，谁就是老大。
掌勺的必定变成掌权的。
后起之秀伏羲，要向女娲讨个说法。
披着羊皮的蛇
说法很快就有了，那就是承认男人在生育中的作用，并为之设立祭坛。
祭坛在红山文化遗址已经发现，只不过女的圆，男的方。这倒是符合我们的主观感受：男人有棱有角，女人珠圆玉润。难怪女娲手上拿的是规，伏羲拿的是矩，女圆男方嘛！
那么，天圆地方，又怎么讲？
天，不是男性；地，不是女性吗？
对不起，男人变成天，就像女娲变成蛇，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在远古，在女娲的时代，女人才是天，男人则是地。只不过，自从男人有了方方正正的祭坛，也就好歹有了一席地位，可以跟圆圆满满的女人分庭抗礼。
于是伏羲摇身一变而为蛇神。
伏羲怎么会是蛇呢？伏与狗有关，羲与羊有关，牺与牛有关，哪有蛇？兵器倒是有的，因为伏羲又叫伏戏。戏，还有羲字中的“我”，本义都是兵器。如此说来，难道那蛇其实不过祭坛上器皿中兵器的倒影？[4]
当然不是。
伏羲变成蛇，不是“杯弓蛇影”，而是“文化革命”。也就是说，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牛的男人，开始要求在饮食和男女两个方面，都能体现其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就必须引蛇出洞。
但，为什么必须是蛇呢？因为只有蛇，才是男性最强有力的象征。鸟，就温柔了点，无法完成革命的任务。
所以，从氏族到部落，再到国家，蛇的作用都将一以贯之。在氏族时代，它是生殖崇拜的符号；到部落时代，它将成为图腾；到国家时代，它还将成为祖宗。只不过，狡猾的蛇多半会处于潜伏状态，该出洞时才露出真容。
妙哉伏羲！他还真是伏蛇，而且披着羊皮。
因此，潜伏的蛇神现在是羊人。他是羲，是義，也是美。美，上面是羊，下面是大，即“大人”。古文字中，大人物都写成正面而立的“大”（如美好的美），普通人则写成侧身而立的“亻”（如佯装的佯）。从佯到羲，到義，到美，伏羲这小伙子拾级而上，每一步都离不开羊。
善哉羊也！
是的，羊是善，也是祥。因为羊肉可食，羊皮可衣，羊粪可以肥田，羊角可以做武器或乐器。这样的衣食父母，岂非功德无量？这样的大慈大悲，难道还不吉祥？头戴羊角身披羊皮的羊人伏羲，难道不美？这样一位远古时代的大帅哥，难道不该成为族群的领袖？
当然应该！
实际上，吉祥二字，古文字就写作“吉羊”。但，如果祥就是羊，那什么东西“吉”？红莲之珠。红莲就是女阴，红莲之珠则可能是印度人的摩尼宝珠，中国人的火齐珠，即阴蒂。蒂，就是帝，古文字写成▼或▽。它可能是整朵花，也可能是花蕊或花蕾。因此，神秘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翻译为六字汉语，就是“神，红莲之珠，吉”。[5]
噫！红莲之珠吉，冠羊之人祥。
吉祥二字，伏羲占了多半。
三分天下有其二，父系当然要取代母系。
但这一切，都是悄然发生的。在母系社会后期，当篝火燃起夜幕降临时，登上祭坛的仍是女娲或蛙女。那模样和场面，我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蛙人图上已经见过：掌握了“生与死”这“一号机密”的蛙女神，占据绝大部分画面，表示她是当然的领袖。她头上的装饰物鱼和鸟，分别代表着女性和男性生殖崇拜，也表示鱼人和鸟人是她的辅佐。四周，则是代表女性的花和代表子孙的星星点点。
至于男性的蛇人和羊人，此刻则多半还只能在台下打理那些陶罐、陶壶、陶盘、陶钵、陶杯、陶碗。他们当然想不到，自己跟前的陶鼎，将来会变成青铜的，并成为国家和政权的象征。他们更不会想到，为了问鼎中原，兄弟姐妹和子孙后代们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做爱，以神的名义
祭祀的高潮和余兴，是篝火晚会。
这很有必要，甚至不可或缺。事实上，原始时代的祭祀礼仪并非规行矩步，庄严肃穆，而是载歌载舞，天恩共沐。那些充满激情的歌舞，也是献给神灵的礼物。
礼物从来就是丰盛的。
首先是牺牲和粢盛，也就是肉类和粮食。这是食物。其次是玉帛，也就是玉器和束帛。这是红包。牺牲、粢盛、玉器和束帛，合起来就叫“牺牲玉帛”。既有食物，又有红包，可见请神吃饭态度之诚恳，仪式之隆重。
盛放牺牲玉帛的器皿，有鼎、簋（读如鬼）、簠（读如府）、豆。簋是圆形的，簠是方形的，用来盛放粢盛。鼎则有圆有方，用来盛放牺牲。不过，簋簠之类要到商周才有，都是青铜器，原始时代大约用陶豆。豆，是古代餐具，类似于高足盘，有的还有盖。盛放玉帛的器皿，和盛放牺牲的豆，叠加起来就是“豊”字。它读如礼，意思也是礼或礼器。[6]
当然粮食和肉类，神吃不掉；东西，也拿不走。玉帛之类，大约会重复使用。牺牲，则在仪式后由族民分食，叫胙肉（胙读如做）。分食也不完全是怕浪费，还因为肉上已经有了神的祝福。分而食之，正是为了共享太平。
牺牲和粢盛是吃的，玉帛是用的，歌舞则是看的和玩的。这同样是人神共享。没人知道，神灵们是否会坚持看完这台晚会。也许，享用了盛宴，拿走了红包，又观赏了部分节目，他们已心满意足，要回天庭或山林打盹。
然而分食了胙肉的族民们却意犹未尽，兴致正浓。毕竟，请神吃饭的事，不可能天天都有。既然这日子相当于逢年过节，那又何不把它变成嘉年华？
篝火晚会，弄不好就通宵达旦。
那是一种怎样的歌舞啊！在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陶盆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五人一组，手拉着手，头向一边侧，身向一边扭。他们的头上，飘着一根东西，疑为发辫；两腿之间，则翘着一根东西，疑为饰物。
嘻！这是土家族的摆手舞吗？这是纳西族的篝火舞吗？这是藏族的打阿嘎吗？这是维吾尔族的麦西来甫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也许，它就是古人一再回忆的“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7]
这样的原始歌舞，一定虔诚而又蛮野，热烈而又谨严。那是先民们在庄严仪式上生命活力的体现。据说，乐器是女娲和伏羲的发明。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描述——如醉如狂，神采飞扬，伏羲琴瑟，女娲笙簧。
值得关注的，是两腿之间那疑为饰物的东西。
没错，它应该就是腰饰。但原始人的所谓腰饰，从来就是可疑的。它们往往是一些树上扯下的叶子，地上捡来的羽毛，或者松鼠和野狗的尾巴，遮蔽性极差，装饰性极强。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这些腰饰还是舞会上专用的，目的显然是要引起观赏者和参与者的特别注意。[8]
这可真是欲盖弥彰。
不难想象，月色朦胧，火光飘逸，疯狂摇摆飞速旋转的裸体上，唯独某一部分有着闪烁不定的珠光，摇曳生姿的流苏，会给春情勃发的青年男女以怎样的刺激。
因此晚会的尾声，恐怕不是齐声高唱“难忘今宵”，而是三三两两走进密林。个别性急的，也许还等不到那一刻。
做爱，以神的名义。
做爱，在神的面前。
这就是远古的礼乐。它是神的盛宴，也是爱的盛宴。
用不着大惊小怪。在原始时代，饮食和男女，原本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同一个目标的两手。这个目标和这件事情，就是族类的生存和发展。神，当然是赞同的。
这，才是祭祀仪式和篝火晚会的主旋律。
凌晨五点
篝火晚会上风头最健的，无疑是羊人伏羲。
这并不奇怪。原始舞会上的高手，从来就是男人。因为即便在父系氏族社会早期，择偶权也仍在女人那里。再牛的男人都不能硬来，只能用自己出色的表现博取芳心。引吭高歌，翩翩起舞，无疑是有效方式之一。
因此孙家寨出土的陶盆上，舞蹈者便都是男人。那高高翘起的所谓饰物，则其实是阳具。当然，不会是真家伙，只能是替代品。
孙家寨出土的这只陶盆，在考古学上属于马家窑类型。同类型的彩陶纹饰，最突出的就是大量的蛙纹和蝌蚪纹。可见这舞蹈是女娲时代的。那些手拉手的舞蹈者，则应该是孔雀开屏般炫技求爱的鸟人和蛇人。他们表演的节目，不是“百鸟朝凤”，便是“金蛇狂舞”。
伏羲时代的羊人，就酷得多。
首先他是“腕”。氏族的重大决策，已归他说了算。其次他是“款”。氏族的财政预算，也归他说了算。第三他是“爹”。氏族的新成员姓甚名谁，同样归他说了算。这也正是母系变成父系的三大表现。
此时的男人正天天向上，他们的求爱也信心满满。
当然，羊人也有好几种。如果是“佯”，那就是猎手，会得到姑娘的爱慕；如果是“義”，那就是祭司，会得到姑娘的敬仰；如果是“美”，那就是大人，会得到姑娘的崇拜。
那么，如果他是“羲”呢？
哈，那就是大众情人，不知多少窈窕淑女和妙龄女郎都会春心荡漾，愿意以身相许。
为什么最具魅力的是羲呢？
因为只有羲，才是“披着羊皮的蛇”。也只有羲，兼具热乎乎的肉香和冷冰冰的杀气。没错，義和羲一样，也有羊有我（兵器）。但義变成“己之威仪”后，两方面都弱了许多，哪里比得上羲，刚柔相济，意味深长，前途无量。
请看历史。
前面说过，夏娃的革命成果是裸体直立，女娲的文化建树是生殖崇拜。生殖崇拜是不能叫做“性崇拜”的，因为它的目的是生儿育女，不是男欢女爱。它崇拜的也是繁衍生息的神秘力量，而不是导致性快感和性高潮的性能力。
然而生殖崇拜的产生，却绝不意味着人类又退回到了夏娃之前。相反，生殖崇拜是把人类独有的性，从纯自然的生活变成了可控制的文化。唯其如此，伏羲才能接过女娲的旗帜，并打上自己的烙印。
伏羲的烙印就是男人掌权。男人一旦掌权，生殖崇拜就会变成图腾崇拜，母爱社会就会变成男权社会，潜伏的蛇也就会变成飞天的龙。
这就是部落时代的前夜。
在此之前，那个漫长的岁月有着神话传说中的“三个代表”——夏娃代表原始群，意义是“从猿到人”，形象表现为裸猿；女娲代表母系氏族，意义是“从自然到文化”，形象表现为鱼、蛙、月亮；伏羲代表父系氏族，意义是“从母爱到男权”，形象表现为鸟、蛇、太阳。
完成这三大转变后，就连伏羲也将功成身退。女娲和伏羲共同代表的氏族社会，则将让位于部落时代。
现在是凌晨五点，让我们告别今宵。
是的。如果说夏娃代表的原始群处于蒙昧时代，那么女娲和伏羲则处于野蛮时代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华民族的伟大先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表现出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光辉灿烂，绚丽多彩。
这也是一个春天的故事，女人含苞待放，男人旭日东升。他们创造了多种文化和文化模式：工具、巫术、生殖崇拜、祭祀礼仪、原始歌舞和人体装饰。而且按照传统说法，在伏羲的时代，我们还创造了最早的文化符号——八卦，产生了最早的哲学概念——阴阳。
这就实在太牛了！
因此，尽管这时伏羲还是羊，但总有一天会变成牛。
事实上，他也就这样变了。
变成牛的伏羲，就是炎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