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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仗的开战失利和战斗过程中的被动以至于所遭到的重大损伤，在毛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于是，毛劝告朱d，不可贸然进攻打鼓新场，建议召开军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
朱d把电报交给张闻天、周w来、王稼祥等传看，尔后召开紧急会议对林b的建议进行讨论。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近20位与会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朱d的意见举足轻重，他发言说：“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
会上，毛陈述了自己的反对理由：
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的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开始后，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
尽管毛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
很明显大家没有毛的眼光和智慧，看不到此战的危险性，无奈众人被打鼓新场的利益吸引，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是大家都赞成攻打打鼓新场，仅毛一个人持反对意见。
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是屡见不鲜的事。
在毛的戎马生涯中，以一人之见反对大多数人的意见也不是头一回。
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上，毛都处于少数的地位，但他都服从了大局，等待战役结果和历史的结论。
事实证明，毛的意见是正确的。
而现在的情况不同，前有堵截之敌，后有尾追之兵，红军又处于穷乡僻壤之间，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毛不肯轻易退出，就用要挟的口吻说：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总政委了！ ”
虽然在座的都是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但毕竟都是中青年人，平时相处也很随便。
张闻天一见毛要撂挑子，也急了，说道：
“你不干，就不干吧。 ”
“好，我不干！ ”毛气呼呼地走了。
这一走，反而闹得更僵，经过表决，众人不仅采纳了林彪的建议，还作出了撤销毛前敌总政委的决定，张闻天根据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宣布了这一决定。
毛回到住处，深为红军的前途担忧。
一旦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势必会遭到土城战役的结局，后果更为不堪设想，这时已经是深夜了，但他决定再找周恩来最后争取一下。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
“毛回家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这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打算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
遵义会议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周恩来接受了毛的意见，使毛有了转机。
3月11日一早，周恩来接到新情报，增援的敌人到了，事实证明毛的判断是正确的，看到情报所有人也都知道这场仗不能打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也就取消了，毛也复职了。
从毛提出辞职到重新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没有超过24小时。
“打鼓新场风波”引起毛的思索。
他向周w来、张闻天提出 ：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20多人讨论来讨论去。
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张闻天觉得毛的意见有理，他根本不懂军事，可是却要不断地主持会议，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按多数人的意见去办。
如果多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难道也要执行吗？！
天天要打仗，天天这么讨论，不是怡误战机，这肯定是行不通的。
事实上，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3月12日，中央政z局会议讨论了毛提出的集中军事指挥权力的建议，毛的建议得到一致通过，会议决定成立由周、王、毛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当时，周恩来听到毛提出要重组“三人团”，也确实吓了一大跳。
前面因为“三人团”的独断专行，给党和红军带来巨大的灾难，才刚刚过去，那么深痛的教训难道不深刻，怎么要重组“三人团”！
毛非常自信的说：我们这个“三人团”跟他们的“三人团”不一样！
很明显前面的“三人团”是只会打败仗的“三人团”。
现在的“三人团”是能打胜仗的“三人团”。
周恩来此时也非常清楚，只有毛才是能挽救党、挽救红军的人。
而且周恩来听到毛的提议，新“三人团”是毛、自己和王稼祥，他很清楚通过前几年“三人团”的主要负责人经历，他知道自己在军事指挥才能严重不足，王稼祥也不懂军事，毛又提出自己再次做总负责，让王稼祥加入，也是希望自己和王稼祥能为他保驾护航，让他能更好的指挥红军作战。
其实非常明显，新“三人团”就是毛说了算。
正因给了毛绝对的指挥权力，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毛的领导指挥才能，才使得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夺得了全国政权。
没有这个高度集权，也就没有这个伟大成就。
有专家还提出，苏联在文化上，施行也是高度集中管理体制。
各种文化单位有国家包办下来，文化上学术上的是非，往往有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人说了算，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斯大林亲自审定，才能出版。
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文化也是应该为国家的建设发展服务的。
对于官僚腐败问题，很多人把这个归结到集权体制上。
他们认为，由于苏联的集权体制导致权力过度集中，从而使得苏共的官员和干部中饱私囊与贪污腐败严重。
以权谋私在各行各业及各个领域泛滥。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 伴随着勃列日涅夫等中央执政者的年老体衰， 思想愈加保守僵化， 不思改革进取， 使苏联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都暴露出来。在国家中诞生了一批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 300 万之多， 约占全国人口的1.5％。
在苏联强大的官僚体制下，还形成了以苏共官员和干部为首的庞大特权利益集团，从而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矛盾。
这一利益集团也成为了苏联进行改革最大的阻碍。
俄罗斯副总理曾指出苏联权力过度集中的集权体制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不错，没有监督的权利，会导致严重的腐败。
其实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腐败的根源都在上面，上梁不正，下梁才会歪。
苏联的腐败根子勃列日涅夫的身上，是他利用手中的权利，为了自己的亲友谋福利开始，苏联权利机构才上行下效，一发不可收拾的。
很明显，一旦要想肥私，就一定要损公。
随着蛀虫越来越多，苏联这棵参天大树，也无可奈何的轰然倒下了。
但是更加集权体制的斯大林时代，腐败问题就如凤毛麟角。
同样在中国在领袖领导的时代，腐败分子如同过街老鼠，少之又少，并不是绝对的权利，就一定会产生绝对腐败的，大家都知道领袖领导的时代，就是中国历史以来，官员最清廉的时代。
而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和困难重重的国内环境。
有人比喻此时的苏联犹如一艘满载军火的航船，船体锈蚀，方向不明，运转缓慢，在茫茫大海中濒临下沉。这就决定了戈尔巴乔夫受命之时，必须实行改革，以挽救这艘航船危亡的命运。
直至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共c党处境到了危难关头。
戈尔巴乔夫竟然会主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前兆，苏联解体，是苏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结果。
这本身就是一个极为愚蠢的做法。
他是苏联党的最高领导人，当党被严重腐蚀，积重难返之际，你不是去挽救，而且雪上加霜，把根基深厚的执政党抛弃，把党推向深渊，这肯定会造成极大混乱，局势会更加严重。
很明显，在苏共内部，腐败的肯定是少数。
多数党员手中并没权利，也就没有腐败基础，也同样被放弃了，这是多伤他们心的事情，而且这个群体极为庞大。
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骨干精英，社会影响力巨大。
戈尔巴乔夫无形当中，把他们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为自己的敌人，那他出台的所有改革方案，还有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吗？
他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孤立，最后被所有人所抛弃。
如此做法，其实也是这毁灭这个国家，而非挽救这个国家。
这主要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的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且眼光也不行，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肯定有很多人给他出过主意。
另外，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关键的权力掌握，所以他必须向强大的利益集团妥协，如果他完全掌握了军队、克格勃、警察三个机构的权利，那么不管任何的利益集团在枪杆子面前都是软弱的。
不管戈尔巴乔夫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就有坚强的后盾。
改革就不容易失败。
就象是清朝的和坤，随着权力的成长，他的私欲也日益膨胀，利用职务之便，结党营私，聚敛钱财，打击政敌，权倾朝野，不择手段敛集了无数的财富，可以说是富可敌国。
乾隆帝死，嘉庆帝即下旨将和珅革职下狱。
经查操和珅所聚敛的财富，约值八亿两至十一亿两白银，所拥有的黄金和白银加上其他古玩、珍宝。
超过了清朝政府十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乾隆帝死后十五天，嘉庆帝赐和珅自尽，和珅死时年仅49岁。
可以说，再多的财富，在强大的国家政权面前，都是渺小的，国家可以完全决定他的命运。
关键还是因为他个人能力不够，而且眼光也不行，跟本不能发现真正能够救国的办法。
其实在最危急的情况之下，是最考验人的聪明才智的机会。
做顺风顺水的事，只要不是傻子，都能做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