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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自己的路（第1页）

吴育把自己整理好的徐平先前奏对内容，拿给赵祯和徐平看。

由于匆忙，他只是把徐平的话联缀起来，稍加整理，没时间过多润色，是以带有强烈的徐平风格。

赵祯看罢，想了一下，突然大笑，对徐平道：“宰相一向待人谦和，凡与宰相引座交谈之人，无不言宰相有君子气度。

然与宰相共事之人，则说言辞虽谦和，然于公事持之甚坚，共事者难。

先前与宰相坐而论道，朕有此感，然并不难也。

至著之文字，才知百官所言极是。

对公事持之甚坚，宰相用心于事，勇于任事也。

过之则为执，宰相谨记！”

徐平捧笏躬道：“臣之过也。

过不能自查，臣之失也。

谢陛下提点。”

这是徐平一直以来的毛病，与人相处和和气气，但一旦涉及到公事就过于强势。

对上对下都不明显，而同僚就会觉得难以共事。

君与相不是完全的上下级关系，是一种在上下级关系中的合作分工。

徐平做宰相，赵祯也开始感觉到徐平的这个毛病。

好在赵祯严于律己，做皇帝能够深自克制，对徐平的强势，感觉不深。

等到把言论一形诸于文字，这种感觉就一下子强烈了。

论治国之道和理国之术，徐平几乎是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在说。

汉太祖在秦末乱世，马上取天下，当国之后求贤士大夫共治国家。

到了宋朝，继承了这个传统，而且面临内忧外患之时，鉴于前朝外戚、寺宦之祸，对士大夫愈加倚重。

把士大夫视为一个阶层是不对的，这既不是地主阶级，也不是读书人，虽然他们大多是出自于地主阶级的读书人。

士大夫是求贤，而不是对官员的任能，两者有根本区别。

简单地说，士大夫的第一要求是意识形态，即与政权的意识形态必须相符。

在这个前提之下，才有依能力任官的问题。

一国之中，甚至一家之中，极端的朋友夫妻之间，意识形态也可能不同，这是社会的多样性，强求一致会导致反弹。

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我只看对我好与坏，事情表现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无关紧要。

还有视屁股坐在那里就应该是什么意识形态为当然之理的，你是什么出身，就应该是什么意识形态。

政权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就必然用统治阶的人。

政权具有独立人格，就超脱了阶级，不能超脱，政权就无以维持。

对于政权管理下的人来说，谁让我活不下去，我就反了他的。

这是很多人的态度，政权要调和，正是必须让社会危机不碰触这条线。

这条线对于不同的政权来说不一样，同样的危机，对于不同的政权来说，感受是不一样的。

政权内部个人的意识形态各种各样，但政权的意识形态却是唯一的。

不管是从朝廷的角度来说，还是从皇帝的角度来说，选择与自己一起管理天下事务的，必然是与政权的意识形态相同，要从自己处于社会阶层的个人利益中超越出来的人。

对于皇帝来说，对政权的意识形态未必就有多认同，但为了管理国家，他自己也要超越出来。

宋朝皇帝不只一个人说过，欲为一件快意事而不得，就是这个道理。

选官用科举只是手段，考的不是个人的能力，与以前的察举制目的本无不同，选的是贤不是能。

选出贤来之后，才有所谓的任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