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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巧遇
1345年、1346年、1348年黄河三次决口，最终改道。洪水肆虐，吞没房屋田地。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省受灾面积巨大，民间乏食，以至人们互相袭击而烹食。黄河南北再次形成了流民潮，社会秩序也因此大乱。新都流民剧增，抢劫偷盗之事处处发生。身为新都县典史官的韩立，已无力平复。达鲁花赤（注：达鲁花赤，由成吉思汗设定，广泛用于元朝，是一种官职称谓。在元朝各级政府里都设有达鲁花赤一职，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品秩与路总管、府州县令尹相同，但实权大于这些官员。在军队，达鲁花赤则是监军官）和县尹多次申斥他缉捕镇压不力，按律鞭笞责罚，韩立更加厌恶典史一职。
元至十一年（1351年）春，韩立不愿为官继续助纣为虐，辞官来到成都度缘桥赋闲隐居，做点瓜子花生之类的小生意，并给人代写家书、牌匾、对联等维持生计。韩立天性至孝，善事父亲，时常会得到父亲的接济，加上妻子杜氏勤俭持家，日子虽然艰难，但也能勉强度日。韩立为人忠厚老实，和平处世，曾经手书一诗，悬于中堂以自勉。诗曰：
父母养育恩，匪只如天地。天地生万物，父母独私我。
初秋，韩立的妻子杜氏产下一子，取名太和。隆冬时节，韩新泽病死在成都。
韩立扶着父亲灵柩，带着妻儿回到保宁府高乾山近水村韩家沟。韩成和王氏带着小韩娥哭天抢地。在乡亲们帮助下，安葬了父亲。此后，韩立和妻儿便在韩家沟住下来，相帮着哥嫂，耕种着祖上留下来的几亩山地艰难度日。是年，韩娥六岁，韩立给她发蒙，又教她峨眉拳基本功。
这年，元惠宗决定更改钞法，印造至正交钞，以虚代实，因此，民间“藏其实（铜钱）而弃其虚（钞币）。”中原地区遇大旱，蝗灾肆虐，又遇黄河决溢，千里遭灾，淹没城郭，摧毁房屋，损毁庄稼，是十分罕见的大饥荒。瘟疫也严重泛滥。沿河人民背井离乡，卖儿卖女，生活十分悲惨。
元惠宗决心治理黄河，令右丞相脫脫整治水患，遏黄河回归故道。脱脱推荐水利专家贾鲁，具体负责黄河回故。惠宗准奏，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贾鲁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15万人，调集庐州等地军士二万，兴役治河。
修河要钱，这17万人要吃、要喝、要住，也要钱。然而，英宗以后诸帝掠夺无厌，荒淫奢侈无度，“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此时官僚们恣意贪腐，搜刮民脂民膏据为己有，国库里根本就没钱。于是惠宗决定大量发行“至正交钞”，究竟发了多少，已无法确实统计。总之，至正交钞的大量印行，造成了物价的疯狂上涨。京师用钞十锭，也换不到一斗粟。保宁人民也不愿使用至正交钞，视其如废纸，集市贸易，皆以物易物。
各地物价不断上涨，韩成、韩立两家六口人的生活越来越艰难。入秋以后，韩立带来的银两快要告罄，他与哥哥商量，决定到顺庆路（又称果州，今四川南充）去跑几趟买卖，赚钱养家。王氏和杜氏也分别拿出自家首饰，交与兄弟俩变卖，作为本钱。
韩成、韩立采购了海椒、核桃、烤烟、蚕丝和药材，雇了十匹骡子，将这些土产运到嘉陵村。他们在江边雇了一条船，载着这些土产品顺流南下，不几日便到了顺庆路。
凭着父亲韩新泽昔日的关系，韩成、韩立很快便找到了买家，换了些绸缎和至元宝钞。他们在茶馆小坐，与茶客闲谈时，了解到重庆路粮食歉收，便将绸缎和至元宝钞换成大米，雇船运到重庆路。
韩成、韩立将满载粮食的货船停在朝天门码头附近，韩成叫韩成在船上留守，他自己上岸寻找买家。
韩成信步来到重庆路盐运司，说来真是巧了，在衙门口，竟然遇见了曾经在先父手下当差的王启岩。
他乡遇到恩公的儿子，王启岩别提有多高兴了，当时便拉着韩成的手回到家宅，叫下人准备酒菜，为韩立接风。
席间，王启岩谈了些韩新泽对他的提拔和关照之后，便问韩成：“公子怎么又来重庆路？”
韩成答道：“老弟有所不知，我实在不满新都县达鲁花赤排挤汉人的做法，回到保宁府老家隐居。”
“你兄弟韩立近况如何？”王启岩问。
韩成回答说：“小弟也厌恶了缉捕匪盗的差事，辞去了典史职，回乡与我耕种为生。”
接着，韩立又谈了父亲亡后，生活困难，无奈贩粮的情况。
王启岩唏嘘之后道：“韩兄莫急，小弟蒙恩公推荐，现在担任四川行中书省盐课提举司提举，掌管商运商销。目前，湖北一带闹红巾军，前线正需要粮食，你不如和籴，我以盐引作为补偿，准你贩卖食盐。”
盐提举是盐课提举司主官，秩从五品，掌盐井之政，直接督察所属盐井之产销事务。朝廷对商运商销制订了行盐法与和籴法。所谓行盐法，就是商人向国家的盐务机构盐运司购买盐引，凭引贩卖食盐。和籴，即官府为军需或者赈灾需要，招募商人入粮，偿以盐引，商人凭引贩卖食盐。当时，王启岩掌管着顺庆场、保宁场、嘉定场、长宁场等盐场的生产和转运。韩立因为父亲曾任盐运司副使，对贩盐渠道再也熟悉不过了，于是满口答应。
韩成问道：“王老弟刚才所言红巾军是什么队伍啊？”
王启岩喝了一口酒，神秘地道：“今年五月，颍州（今安徽阜阳）人刘福通召集数万修河民工起义了！”
原来，早在权臣伯颜执政时，就力排汉族，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激起广泛不满。朝廷弊政已是积重难返，元惠宗要弥补亏空，治理黄河，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人民因此所受到的剥削也就愈加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