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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华银先生的书稿《蜀中木兰·韩娥传奇》，早在半年前我就认真拜读。范先生邀我写序，盛情难却，值此书稿付梓前夕，仅将思考所得录之为文。现就与本书有关的几个历史背景和常识问题作简要陈述，期能有助于读者分享这部作品，看一看作者是如何将原本只有一百多字的历史人物故事，演绎为对大夏国历史风云和巾帼英雄传奇人生的宏大叙事。
一、本书性质问题
《蜀中木兰·韩娥传奇》是一部以元末明初蜀中女子韩娥改扮男装，几经辗转，投身明玉珍大夏国军队，参与抗击元朝统治的传奇经历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小说。梁启超先生指出：“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参见《中国之唯一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十四号，1902年。）如以此论断衡量，本书正好符合了历史小说的特征。通观本书对历史材料的采择，大量参考了现有历史文献和今人相关研究成果；而在演义体裁的运用上，无疑又吸取了中国古典小说章回体的精髓。翻阅目录即可发现，本书依据故事情节的发展，将作品划分为五十八章，即五十八回，每回之前，借鉴传统章回小说的模式，多以对偶的句式做回目，起提示本回内容的作用。每回之下，设有若干目，每目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作品以今人视角，取章回体小说体裁来演绎古代巾帼英雄的一生传奇，本身就值得期待。
二、本书史料问题
本书所塑造的“蜀中木兰”形象，是依据历史真实人物韩娥的传奇故事演绎而成的。韩娥的原型始载《明史》，全文加上标点，共107字：“贞女韩氏，保宁人。元末明玉珍据蜀，贞女虑见掠，伪为男子服，混迹民间。既而被驱入伍，转战七年，人莫知其处女也。后从玉珍破云南还，遇其叔父赎归成都，始改装而行，同时从军者莫不惊异。洪武四年嫁为尹氏妇。成都人以韩贞女称。”（参见《明史》卷三百一《列女传一》，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7693页。）
成书于清康乾之世的《明史》，共记录有265个忠孝、节烈妇女的故事，这些人物在明代被誉为“贞女”，韩娥排在全国贞女的第九位。在《明史》编修之前，韩娥的事迹早已通过刘惟德撰的《韩娥传》而得到传播。刘惟德，明初人，籍贯、生卒年、仕履情况不详，仅知他曾经于永乐七年(1409年)十二月使蜀，在成都听韩娥的堂弟韩太和讲述韩娥的传奇事迹，令他深受感动，故回南京朝廷后即撰写了这篇《韩娥传》。刘惟德以明初人记明初事，出自他笔下的人物故事应该是真实可信的。《韩娥传》后被杨升庵收入《全蜀艺文志》，于嘉靖年间刻印发行，从此这一故事广为传颂。
《明史·列女传》所记述的贞女韩娥的生平事迹，将嫁“马氏”误为“尹氏”，讳言韩娥的家世；对其从军后随万户王起岩征战云南，返自叙南，在成都与叔父韩立相认，后嫁归戍士马复宗等事迹，语焉不详；另外对蜀王召见的事迹也省略不记。《明史》所记述的故事虽然有这些缺陷，但是影响却远在《韩娥传》之上。
需要提及的是，韩娥在明代不仅以“韩贞女”扬名于世，而且还有人将其比作历史上的巾帼英雄——花木兰。如明嘉靖甲辰(1544年)进士陈士元，在其《名疑》一书中引《余冬序录》云：“国初，保宁韩贞女，伪为男子服，从军征云南，可比古之木兰。”（参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见，韩娥的花木兰形象流传至今，起码已有将近五百年的历史了。
不过，由于明初人讳言元末明初事，故刘惟德《韩娥传》在记述韩娥易服为男子的时代背景上，多所含混忌讳。如称贞女易服是乱世的产物，只言“盗贼蜂起，劫夺货财，掳掠妇女”，不言“盗贼”为谁；另外，《明史》所谓“贞女虑见掠”，笼统归结于“元末明玉珍据蜀”，这显然是有悖于史实的。根据史事考证，此处的“盗贼”与忌虑的对象，并非明玉珍，而是李喜喜所部“青巾军”。
李喜喜原为刘福通红巾起义军的一员战将，他在率军西征陕、甘失败后流入四川境内，变质易旗，改名为“青巾军”。该部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九月自甘南攻入川西平原，一路所向披靡，沿途烧杀抢掠，掳掠妇女，无恶不作，各地妇女多有被逼自尽者。为正视听，我曾撰有《元末“青巾军”入蜀考——兼释重庆〈玄宫之碑〉》一文（载《四川文物》2006年第4期），复原了这段历史真相。韩娥“易服总角”、女扮男装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
《明史》记载说，易服后的韩娥在明玉珍据蜀期间，“被驱入伍，转战七年”。如果将这一经历理解为直接投奔明玉珍大夏军队，这也不是历史真实。《韩娥传》委婉指出，易服后的韩娥曾经有过“负戈而往”，足见其投入明玉珍军队之前，还经过了一番曲折。结合历史背景分析，她可能先前被青巾军抓在军中服役，到了至正十八年（1358年），当李喜喜部被明玉珍军击溃以后，其部才为明玉珍所收编。只是到了这时，韩娥才改而归属明玉珍部，其后也才有跟随明玉珍军队远征云南的事迹发生。清人王颂蔚在《明史·明玉珍传》中考证说：明玉珍据蜀，遣万胜等分道攻云南，“不言玉珍破云南事，意当时韩氏所从，或指万胜耳”。（参见《明史考证攗逸》卷三十五，民国嘉业堂丛书本。）可见早在清代，史家即已考证清楚，韩娥之从征云南，是在明玉珍的部将、统军主帅万胜的指挥下进行的，至于韩娥的顶头上司“万户王起岩”，不过是万胜所率领的三路征滇大军中的一员战将而已。
三、韩娥遗迹问题
历史文献所记录的历史人物韩娥，出生在保宁（今四川阆中市），复原后嫁与戍士马复宗，落户在新都（今新都区木兰镇）。为撰写这部作品，范华银先生对韩娥的居住地新都区木兰镇和她的出生地阆中市木兰镇分别进行了深入调查。从历史遗迹、民间传说以及民俗庙会现象等方面，获得了大量证据，他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充分证明了韩娥确有其人；她女扮男装参加红巾军，在反抗元朝统治的农民战争中英勇战斗七年的事迹，以及她的孝善行为，在两地老百姓中都广为流传，甚至连她的墓也被当地老百姓称作“孝女坟”。由于韩娥是第一个受到大夏国和大明王朝两个历史上的国家政权表彰的木兰式的英雄人物，2000年4月，中国邮政在韩娥故乡举行首发《木兰诗全图》纪念版。2015年11月6日，韩娥的出生地阆中市木兰镇人民政府和韩娥居住地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人民政府，第一次在历史文化名城阆中认亲，缔结为友好乡镇。这些都说明了韩娥是受到当今国家、社会和基层政府认同与肯定的木兰式的巾帼英雄。
四、历史题材问题
本书以讴歌蜀中花木兰式巾帼英雄韩娥为主线，通过韩娥一生的传奇事迹来展现明玉珍大夏国的历史风云和壮丽篇章。明玉珍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底率红巾军自湖北进入四川，占领重庆，推翻元朝统治，立足巴蜀建立了一个地跨西陲数省的大夏政权，在其存在的十一年（1360-1371年）中，轻徭薄赋、保境安民，创造了“一方粗安”的局面，为改写元、明历史提供了契机，被明代史家誉为“一方之先驱”。迄今不乏以明玉珍大夏政权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如黄兴邦著《明玉珍》重庆出版社，2008年），但这些作品大多以明玉珍及大夏国历史史事为主线，适当插入虚构人物、故事演绎而成。由于记述明玉珍及大夏国史事的历史文献本来就缺乏，如果不能从内容上进行深度开掘，必然会影响作品的深度和质量。本书改换视角，以民间所熟知的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人物作为主线，通过韩娥传奇故事来展现明玉珍大夏国的历史风云。作者凭借其深厚的文史功底，从现有研究成果中，准确把握住韩娥易服从军脉络的几个史事节点，故能编经织纬，演绎成篇。这样就为作者的想象思维和自由发挥提供了更为宽阔的空间，从而使作品的深度和质量得到了保障。
五、故事情节问题
本书以讴歌古代历史上的巾帼英雄为主题，在韩娥人物形象的设计上，围绕智慧、勇武下功夫。作者根据韩娥从小跟随叔父韩立在成都长大、晚年生活在新都的经历，为韩娥设置了自幼在新都宝光寺跟随大师习武，从军前即有较好武术功底储备的成长环境，从而为演绎日后韩娥军中生涯的传奇故事作好了铺垫。明玉珍开创的大夏国，本身就是一个为下层社会中的平民百姓所拥戴的政权。他礼贤下士，多次颁诏招纳贤良，在其军队中聚集了众多武功高手，如在其所依恃的部将中，不仅有“双刀王”，还有“身硬如铁，枪刀难伤”的“铁头和尚”等人现身于史册。韩娥易服改名韩关保后，依靠过人的聪明才智，再加以超人的武功，故能在军中立足，并屡立战功，从一介普通士兵逐渐擢升为统兵大将。可见，这样的传奇身份和成长经历设计，不仅与历史真实相符合，而且也是颇具特色的。
众所周知，历史小说是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有机统一，它具有两个属性：一是历史性，二是文学性。历史性尚实求真，文学性贵虚探美。我在上述文字中，针对本书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从历史文献记述的史事及遗存两方面作了阐述。至于与本书文学性相关的文学虚构、艺术加工和再创造等问题，由于已超出我的专业范围，恕未置评，今后自有文艺界的专家学者进行评说。
“木兰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孕育形成过程中的产物，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端于汉代的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源远流长；形成于北朝乐府中的《木兰辞》，成功塑造了一个淳朴善良、刚毅勇敢的女英雄形象；隋朝诏命在湖北武汉市黄陂区北部以木兰山为中心恢复木兰县建制，唐初统治者追敕木兰将军“忠孝勇节”谥号。随着儒、释、道的传播和发展，木兰成为广大民众四时祭祀的偶像，为木兰将军建祠建庙建牌坊的地方遍及全国各地（如河南虞城、陕西延安、安徽亳州、山东任城和湖北黄陂木兰山等）。在元明易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韩娥，是四川版的木兰式的巾帼女英雄，她的动人故事流传于巴蜀大地，至今仍活在阆中和新都两地民众的心中。木兰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为国尽忠、为父尽孝、热爱家园，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充满了正能量，与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全契合，值得大力继承和发扬。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总书记指出：“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在当今这个铭记英雄、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时代背景下，范华银先生《蜀中木兰·韩娥传奇》的出版，适得其势，正当其时，其现实意义与思想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陈世松
2018年7月3日于成都
（本文作者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元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