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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整个漕运体制上的**低效，正常状况下维持河运亦十分困难，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历代王朝除了“治河”之外，在水利上的最大的开销就是维持运河的通畅。运河从南到北，二千多里，沿途要设置无数的水闸、水塘，开掘人工河流来调节水位和水量。特别是进入到山东之后，还要受到变幻无常的黄河河道的影响。每到入冬，淮河以北河道还会上冻，漕船无法通行，只能“守冻”。
维持运河设施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保证运力亦要花费。大量的漕运军丁和漕船又是一笔巨额的开销。整个漕运之艰难，花费之大，从经济成本上来说是完全不合算的。纯粹是“政治需要”的产物。
朱元璋建立大明定都南京而非北京，未尝没有“就近取粮”，靠近政府财赋供给地，减少转运成本的考虑。
赵引弓从经济角度和体制角度同时黑大明的漕运，事实清楚，论据充分，外加20~21世纪以来中外历史学者的考据、总结和评论，由不得张溥不佩服。
张溥对漕运的弊端早有认识――否则也不会建议朝廷将太仓的漕粮改为就地拨给军食。但是他没有全面的研究过这一问题，现在听赵引弓娓娓道来，条理分明。心中暗暗吃惊。这位赵老爷虽然四书五经，经史子集稀松之极，心中倒是大有丘壑！论及“经世致用”之学。自己身边的人还真没有几个能够胜过这位赵老爷的。
他越听越惊讶，直到赵引弓说完，才缓缓道：“先生大才！”
“不敢！一点私见而已。”赵引弓只觉得痛快淋漓，心情舒畅：眼前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张三李四，而是大名鼎鼎的张溥！这样的人能赞自己一声“大才”，不免有些令人飘飘然。
“那先生以为，漕运败坏既是根本，漕米苦民之事当做何解？”
赵引弓蓄谋已久的一句话马上抛了出来。
“唯有废河改海！”赵引弓沉声说道，“漕运积弊已深，非另起炉灶不能为！”
这话说出来极有震撼力。自从隋代开凿运河，唐代开始东南成为王朝的财赋所出之地，漕运就成为维系王朝运转的大动脉。每年秋季源源不断北上的漕粮通畅与否可以说是关于到王朝的生死存亡的要政。
张溥是学富五车之人，知道废河改海并非赵引弓的首见。过去早有人这么说过，而且元代的漕运正是海运的。
但是一般人对大海都有畏惧之心――特别是中国这样的传统大陆国家，除了沿海居民之外，多数人都觉得坐船出海是九死一生的事情，何况将数十万石的粮食装在海上漂洋过海！想想就觉得不甚安心。
张溥也不例外。他对海运没什么直观的认识，说道：“海上风波无常，听闻朝廷从登州运往辽东的粮饷半途都要漂没许多，这漕米乃是国家之根本……”
赵引弓心想：这漂没与其说是给海龙王了，不如说是给了一班官员将佐们了――恐怕历任的登莱巡抚、东江将领、户部官员……都在这漂没中赚了够花几辈子的钱了，要不是这会大家都认为国外都是“蛮夷之地”。恐怕老婆孩子早移民了。
“海上行船，漂没是难免的，只是未必都是天灾。”赵引弓点了一点，随后又说道，“先生请想：大元享国虽短。亦有九十七年。若是漂没如此之多，大元恐怕连七年都保不住。”
和张溥的谈话持续了差不多好几个小时，赵引弓在经济问题上显露出来的深度和广度令这位明末的文坛盟主大为钦佩。应该说，复社并不是一个空谈义理性和儒学的团体，对“经济致用”之道还是相当重视的。
虽然最终张溥也没有给赵引弓一个确切的答复，但是赵引弓感觉到自己此行的目的大致已经达到了。
乾清宫里。在深夜依然亮着灯光。
宫里的鼓楼已经打了三鼓，然而御前的牌子们依然在悄悄的剪着烛媒。看样子，今天皇帝又要通宵批阅奏折了。
灯火通明的暖阁里，御案上，整齐的叠放着成堆的奏折和塘报。这些全是下午刚刚从通政司送来得。几乎将半个书案堆满。
皇帝坐在御案后，灯光下他的面色晦暗，这是长期熬夜心力交瘁的人特有的面色。每日看不完的奏报，处理不完的政务。论到勤政。崇祯不仅比他的父亲、兄长、祖父都要勤勉，就算是放在整个大明也是数一数二的了。
然而，就如同一个勤奋无比的学生却始终考试不及格一样，他的勤政并没有给大明的国势带来一点好转，反而愈发的每况愈下。
各地天灾：旱灾、大水、瘟疫、地震、匪患……请求减免粮赋和救济的奏折雪片一样的从各地飞来，就是一向富庶，国家财赋重镇的东南地区也不断的遭到灾害。本来已经严峻的财政简直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军事上的压力日趋增加，堪称内外交困：不仅陕西的流寇渐成气候，原本一直在关外肆虐的东虏的入寇关内更是给了他很大的震动。
似乎大明的局面还不够糟糕，就在奢安之乱总算渐渐平息下来之际，广东方面又来了一股海上巨寇髡贼，一度入侵琼州，竟然还打到了广州城下。两广总督王尊德出兵讨伐，结果广东总兵何如宾在琼州惨败，广东官军几乎全军覆没。接着又是这股巨寇在广东杀掠地方的塘报雪片般的飞来。
幸好，髡贼围攻广州城数月不下，又退回到海面上去了，广东方面虽然奏报地方损失惨重，但是总算没有失陷州府，他也下诏免去了被兵地区的若干府县的夏秋粮赋。这多少让他的心情宽舒了不少：广东现在是仅次于东南地区的第二饷源地。如果广东再糜烂，这朝局他真觉得要没法支撑了。
当接到广东巡抚李逢节的奏报髡贼已退出虎门，去向不明的时候，他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虽然从奏折和塘报中支支吾吾的语气和闪烁的言辞中他知道当地官兵多半是又打了若干败仗，损兵折将，地方糜烂，最后不过是对髡贼“尾随护送而去”。
这样的结局对他来说已经是很好的了：髡贼总算没有成为一患，琼州府失陷的各县也已经收复。大明在东虏和流寇上流了太多的血，再也经不起一个新得髡贼了。广东方面虽然损兵折将，但是总算没留下后患，光这样他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然而这样让他感到宽慰的奏折并不多，每天流水般送到他御案上的总是无穷无尽的坏消息。最近几个月，登州兵变成了困扰他最多的朝务。
兵变这种事情，原本已经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从天启年间起，军队日渐跋扈，此起彼伏的闹饷、兵变，殴打文臣杀戮将领已然成了家常便饭。特别是东江，自从毛文龙被斩之后就一直没有太平过。没想到现在东江的辽人竟然在登州起事，公然占据州县，杀害官员起来。
事情越闹越大，有奏报说叛兵已经连下了七城――特别是登州的失陷令他十分震动。登州是辽东战线的海防重镇，不但连接着东江和山东，还起着和朝鲜联络的口岸作用。朝廷在当地多年经营――特别是孙元化当了登抚之后，朝廷每年在登州花费八十万两银子的军费用来练新军，造大炮。如今竟然全部灰飞烟灭，如何不让他感到痛心疾首。
盛怒之余，他几次想将孙元化革职拿问。但是每次都没有下决心。
孙元化从登州突围逃出之后，现在正在莱州布置防务和进剿事宜，如果这会将他拿下，一时半会也无合适的人选接任。其次，登莱一带的军队大多是孙元化统带过得，新派巡抚去，恐怕会军心不稳，万一再闹出事情来岂不是雪上加霜。
而且徐光启、周延儒两位大学士竭力为孙元化开脱，奏请皇帝让他待罪效力。
这二位大学士都是皇帝颇为敬重依仗的，他们的意见也不能无视。
眼下，最让皇帝感到头疼的是由此而来的激烈争论。
一开始，是激烈的剿抚之争，渐渐的，就成了对熊明遇、周延儒的集中攻击。雪片般的弹劾奏折堆满了他的案几。
熊明遇也就罢了，周延儒办事干练。是内阁中不可或缺的能为他理事分忧的人物。现在因为孙元化的关系，奏折都把矛头指向周延儒――孙元化能当上登莱巡抚是周延儒的运作，孙元化馈赠过貂皮人参等辽东特产给过周延儒，这些对掌握着东厂和锦衣卫的皇帝来说都不是秘密。
“诸臣工说是要治孙元化之罪，无非是意在周玉绳罢了。”他在心中这样暗想。心中有些疑惑，这其中莫非有党争的事情？皇帝最忌讳的便是这“党争”。
但是最近雪片一般针对周延儒的弹劾，使得他原本对这位首辅的信任感也渐渐的产生了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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