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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是杨荣,绝不会因为一个伟大的构想,就头脑发热,那他绝不会是杨荣了,他历仕四朝,其性警敏通达,善于察言观色。在文渊阁治事三十载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曾五次扈从出塞。成祖誉为岁寒松柏,仁宗赐银印,文称”绳衍纠缪”,朝政得失准盖此印密疏。并亲写”勿谓崇高而勿入,勿以有所从违而忽怠”一文与杨荣共勉。皇室对杨荣的优遇可谓隆厚,而他未因恃宠而骄矜,仍守其”事君有体,进谏有方”的本分,这一次次的成功,靠是他谋略、眼光、见识才走到今日,世人称他自洪武至永乐,盖文明极盛之时也,若建安杨公者,其可多得哉。听其所言,观其所存,信一代之伟人也。而公复以达政务,善应变,最为上所亲任,凡制驭远方,饬师旅抚顺讨逆,虑边将有不能办者,必命公往图之,公决机发策,皆适其宜。
其学博,其理明,其才赡,其气充,是以其言汪洋弘肆,变化开阖,而自合乎矩度之正,盖沨沨乎盛传於天下,得之者不啻,若南金拱璧,宝而蔵之,而今不可复得矣。他自问这话儿并非过分,即便是他敬重的杨士奇,也曾当着他的面赞他桓桓文敏,通才博识。遭际圣明,光奋于绩。承明廷阁,著作之庭。以翱以翔,舒叶振英。北裔西垂,从狩万里。职典署文,亦兼知武。外蕃胸臆,帅垣弱强。重瞳屡顾,数奏惟明,这些赞扬,在他看来,并不为过,事实上他一直也是这么做的,担得起这份赞扬,而这些赞扬,也让他为人更谨慎,处大事时无比做到对得起朝廷,对得起旁人对自己这份赞扬,也正是这份使然,才让他一次又一次的询问自己,他们这做的到底是不是对的?即便是对的,自己是不是还要精细一些呢?
本着这份心思,他将两人这番话儿前前后后开始思索起来。
杨士奇与杨溥知道他性子,倒也不急,与杨溥一左一右坐在一旁,身后是一块不太长的横幅:“君子处其实,不处其华;治其内,不治其外。”这是杨士奇的手书,笔法匀衡瘦硬,追魏碑斩钉截铁势,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体严紧,颇有大家风范,这话儿的含义倒也简单,有修养有名望的人务求实际,而不图外表好看;致务于自身的修养锻炼,而不计较自身以外之物。这是杨士奇大半辈子的真实写照,当时写出时候,杨荣、杨溥都大家赞扬,最后三人商议,便将这横幅挂在了内阁,作为警惕之言,时时提醒三人。
杨荣思索了一会儿,才有了些眉目,杨士奇、杨溥二人的谋划谈不上经天纬地,但的确是从大明实际出发,一旦形成,利在千秋,但两人似忘记了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国人对商业的态度。
大明自tai祖出身淮佑布衣,从小父母兄长均死于瘟疫,孤苦无依,入皇觉寺(位于凤阳城西门外)为小沙弥,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添油工。入寺不到二个月,因荒年寺租难收,寺主封仓遣散众僧,朱重八只得离乡为游方僧。后于至正八年又回到皇觉寺。
因其友汤和(疑似)的一封信,参加了起义军,并改名“朱元璋”意为诛(朱)灭元朝的璋(璋,古代的一种玉器),从而走上了开创大明的道路,登基后有感于昔日的困苦,最恨两种人,一种是贪官,一种是商人,对于贪官,曾洋言:“一旦自己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这一点后来他登基皇位不食言,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并称: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这一点他的的确确做到了,第二种人就是商贾,对于这种人他是从骨子里恨,认为农民生产创造财富价值,而商人只是从中渔利,所以登基之初年,就下谕旨,规定商人只许穿布,不准穿绸纱。”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糜,宜令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赊民之家不许衣锦绣”。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大明商人的定位,商贾再有钱,也不过是一介贱民而已,即便是永乐后,这种风气也没改变过,杨士奇等人要将大明从对农业上的依赖,转化为农商并存的局面,首先要面临不是行不行得通,而是从洪武年延续下来的风气,若此等风气不开,再好的构想只怕也流于形式了。
有了这样一番计较,他开始缓缓抬起头看了两人一眼,道:“事君有体,进谏有方,是我的原则。感情用事,怀着怒火进言,从而得到祸害,是我所不为的。”。
杨士奇与杨溥点了点头,这是杨荣的为人准则,正是他有着清醒自我认识,围观三十载,所受的恩宠始终没有隔阂。加上为人性喜宾客,虽然显贵也仍旧非常随和,所以士人多归向他。有人认为杨荣处理国家大事,不愧唐代的姚崇,而他不拘小节的个性,也颇像姚崇。一直杨士奇、杨溥所敬佩。
“开海禁,下西洋从而带动商业,此等构想倒也可为,只是这tai祖爷重农抑商的风气,只怕难以打开啊?“杨荣有些担心道,他看得出,杨士奇、杨溥于扭转大明过于依赖农业这件事上,是下了必做的决心,之所以坐在这里与自己唠叨,一来是对自己的尊重,二来也延续了多年的习惯,三来也是想从自己这里听到不同的意见,好加以改进,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也不含糊。
杨溥呵呵一笑道:“这个勉仁不用担心,我朝洪武爷虽以布衣之身得了这天下,骨子里不免恼恨商贾,但与商业的价值是有充分的认识的,并给予了较高程度地肯定性评价。这一基本态度贯穿于他整个政治、军事生涯。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他就认识到发展商业对增强国力的重要。他说:“来远人在乎修政,裕国用贵乎通财。”认为,只有“懋迁之利流转不穷”,才能“军用给足”。这一点他在争夺天下时,已经亲自领教过,若不然也不会对江浙一带百姓支持张士诚耿耿于怀了,说到底还是对张士诚有江浙商贾支持的羡慕。
建立大明后,这一点表现的更为明显,他认为,士农工商四民缺一不可,只有四民各安其业,才能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洪武十九年,在下达给户部的敕书中说:“古先哲王之时,其民有四,曰士农工商,皆专其业,所以国无游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雍也。朕有天下,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所以然者,盖欲各安其生也。然农或怠于耕作,士或隳于修行,工商或流于游惰,岂朕不能申明旧章而致欤?抑污染胡俗尚未革欤?然则丨,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兴也!尔户部即榜谕天下,其令四民务在各守其业。”在这份敕书中相当明确地阐明,商与士农工一样,是重要的社会构成之一,虽各有不同的社会职能,但同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要民食足,教化兴,必须发挥商业的应有作用。并对“农或怠于耕作,士或隳于修行,工商或流于游惰”的现状感到深深地忧虑,要户部官员急加整顿。
他在“御制到任须知”中还说:“民有常产则有常心,士农工商各居一业,自不为非。”商业在社会安定方面也有一定的功效。可以说,tai祖虽重农抑商,打击的只不过是富商和地主。他并不想创造一个均贫富的新世界,但他拒绝在自己的国家里出现大幅度的贫富分化,因为那将意味着大量的小农失去家园,失去厌恶社会波动的特性,而转变为对社会波动具有狂热追求的流民,曾经作过很长时间流民的朱元璋,对此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这才有了对商人的种种限制,但并非赶尽杀绝,经过这么多年淡化,昔日的那股风气早已变得不是那么回事,要不然这天下商家那来那么多啊。
杨士奇这时也道:“洪武爷虽对商贾有所甄别,但比起前朝我朝还算轻的,秦代,把商人与罪犯同列,看作一类人: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明郡、南海,以谪遣戍。”汉代,除了不许商人乘车、做官外,“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不能购买土地,“敢犯令,这些在我朝可是没有的,昔日洪武爷看(《韩非子·五蠹》)时,对韩非这么一个法家人物,竟会认为商贾是毒瘤感到好笑,他说:“昔汉制,商贾技艺毋得衣锦绣乘马,朕审之久矣,未审汉君之本意如何?《中庸》曰:‘来百工也’。又古者曰中而市,是皆不可无也,况商贾之士,皆人民也,而乃贱之,汉君之制意,朕所不知也。“认为,商贾之士不可无,不能贱视之。洪武爷对商还是重视的,风气其实早开了,不过迫于海禁没开,没赵宋王朝那么兴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