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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利诵读完毕,细细体会了一番,拿起朱笔,在一两句上做出了修改,然后拿起玉玺盖上了皇帝印,丢给了当值的太监,送到内阁昭告天下。
要说百姓还着实好糊弄,得知皇帝下了罪己诏纷纷大赞皇帝英明,又不知从哪儿得知皇帝老人家为了对天旱,“罪己”之举是绝食,方式独特,态度真诚,付诸行动。绝食三日后,群臣请求皇上进食,并报告说四周普降甘霖,独京城微少。皇帝担心群臣消息有假,骗他进食,乃曰:“将遣使视之,果如所言,即当进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为!当以身为万民塞咎耳!”天不雨,民受饥,我凭什么活着?要是不下雨,他要将绝食进行到底,这下百姓大为感动,纷纷表示拥护,便是朝堂之上的不少群臣也大赞皇帝文武之德,仅仅一天的功夫,民心空前凝固。
消息传来,黎利大大松了一口气,原本他对于皇帝下一个罪己诏的做法不以为然,只觉得不过是文人玩的鬼把戏而已,未必有效,如今看来效果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短短一日的功夫,好消息一波接一波的传来,让他有了将这份罪己诏进行到底年头,今日的早朝之上,他满脸悲切的当群臣之面自责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随后,他又驳回了大臣阮阳等人在义安城募兵的奏请,决定“放弃此举,而下哀痛之诏”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皇城募兵,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令百姓养马即可免除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诏书传遍天下,文武百官百姓莫不是交口称赞。
见效果如此明显,让黎利对和谈之事信心大涨,当下让范文巧立即着手此事,范文巧也不含糊,当即派遣了使者赶往交州城与主帅杨峥商议和谈之事。
消息传来,杨大人立即召集众人商议,张本一听立即表示不同意,说朝廷委任他们此来是行一国两制,目的是将安南在一个大明的统治之下,如今一切局面都朝着有利的形势在发展,在囚徒困境日复一日的压迫之下,不断的有对方百姓,官员前来,黎利这个时候来求和,分明是不安好心,再者黎利此人反复无常,一旦今日答应了和谈,明日再反驳,不断是朝廷,还是百姓再一次面临苦不堪言的镜面,所以对于和谈,他坚决不答应。
而徐朗则认为黎利这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杨峥不要轻易的答应,即便是真的要和谈,也要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安南国的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安南国的钱财,最大限度的对黎利削之弱之,最后再亡之。
对于两人的意见,杨峥一直不置可否,只好问计与黄福。
黄福在安南多年,对安南多了几分亲切之意,认定在有利的形势下和谈也不是不可以,但前提是安南必须是居于明朝属国的地位,只要安南每年能“馈赠”万两黄金、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大明可以给予一些文教方面的资助,但这些需要安南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
第二点则是国界的问题,大明有对哀牢、占人的宗主国的身份,同时交州等周边所在城池原封不动归大明所有,要说这个条件倒也不算太苛刻,以安南眼下的局面,一旦从大明给予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出这些钱绰绰有余,所以黎利也一定会答应。
黄福的建议却遭到了张翼、王通等一干武将的反对,王通认为黎利狡猾多变,此时和谈,摆明了是缓兵之计,一旦脱离困境,必会卷土重来,所以对于此等反复无常的小人,就应该是痛打落水狗,决不能给他喘气的机会,最好是立即发发兵进攻义安城。
有了种种意见,这份和谈自是没落到实质上,而这也是黎利范文巧二人愿意看到的结果,当使者返回,两人连夜有拟定了一份和谈的计划,想以此来打动杨峥。
第二次的和谈与先前相比,无论是进展上,还是在态度上,都比第一次要好了许多,这也是因为黎利给出的好处不少, 一、大明与安南为兄弟之国,大明皇帝年幼,称黎利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二、以交州为国界,双方撤兵,大明除保有交州之外,还有给北江府、谅江府、三江府、建平府、新安府、建昌府六府为大明在安南疆土,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三、安南方每年向大明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并进贡孔雀,蕉布,犀角,蚺蛇胆,鹦鹉,金,草豆{艹寇},龙花蕊,翡毛,翠毛,鲛鱼皮,槟榔,黄屑,白露藓。至交州交割。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要说这个和谈黎利算是给足了成本,但明眼人一眼就看出,这根本就是黎利给大明下的套子,一旦大明同意了这份合约,大明就不得不退兵,那么黎利的困境就解除了,而在这之前,杨峥却已从对方的官员口中,黎利就在前几日已同意范文巧的建议,在清化府、镇蛮府、谅山府、新平府、演州府、乂安府、顺化府、太原直隶州、宣化直隶州、嘉兴直隶州、归化直隶州、广威直隶州等地秘密屯田,且种植荞麦,其用意不用说,都能看出一二,更别说今日一早,黎利下罪己诏,其心思如何,不言而喻了。
虽知对方求和不过是缓兵之计,但杨峥还是隆重接待了对方的使者,一时宴饮极欢,待对方使者送出交州城,依着军师徐朗的建议,命人立即把与议和的详情一五一十写下来,密报给隐藏在义安城的锦衣卫,按照杨峥交代,与第二日一早,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言路哗然,群情激愤,一起上言上书攻击皇帝这是丧权辱国,为了配合对方的舆论,杨峥通过背叛而来的地方官员发送邸报、塘报都是官方所办类似今天“大内参”、“小内参”一类的东西。邸报乃首都朝内的政情大汇总,记载皇帝旨谕和朝臣奏议;塘报内容多为地方军政大事要闻辑录,一般通过官方驿递系统在京城衙门府署送递并发至四方官署,一时黎利求和消息可谓是传遍安南每一个角落。
黎利甫听消息,大吃一惊,他着实没想到对方不但看出了自己的心思,还给出了如此致命的一击,将自己不顾脸面求和一事公布与天下,平日里多不说话的言官这会儿一个个却是精神百倍,他们引经据典将皇帝此举硬是骂成了丧权辱国之举,就差没骂皇帝是暴君商纣王了,气得黎利当天就病倒了,若非太医及时诊断,指不定还有什么后果。
此举的结果着实有些出乎范文巧的意料之外,一来他没想到大明根本不给他们求和的机会,这么快就做出了反击,二来言官会有如此大的反应,阮卿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干脆把皇帝痛骂了一顿,骂了就骂人了,偏生人家还慷慨激昂了一番,却永远不说正题。
唯独几个有见识的才学之士才看出此举 无奈与皇帝的卧薪尝胆,只可惜看出的人太少了些,大多的文武百官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求和一事几彻底当做了罪不容诛的事情了,便是他这个发起人也被着实痛骂了一顿不说,还捎带了范家列祖列宗了,对此范文巧头疼不已,却又解释不得,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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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古代帝王,虽为王,却也是人,是人,难免也会犯错误。“罪己诏”本来是帝王们知错改错的好机会,可相当多的帝王们,却拿了它来装点自己,或者只是应急,并不真的要改正,这一来,下“罪己诏”的次数越多,也就越是不把“罪己诏”当回事,“罪己诏”反而成了他们的挡箭牌,所以,越到后来,问题就越严重,以致到了国难不可收拾的地步。
罪己诏最大的好处,是求得人们的理解和谅解,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白居易写的<贺雨>诗,就是一种对帝王的理解和谅解。诗中说的是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冬迄翌年春,持续大旱,帝乃“罪己”求雨,雨降。白居易《贺雨》诗曰: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帝曰予一人,继天承祖宗。忧勤不遑宁,夙夜心忡忡。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凝为油油云,散作习习风。昼夜三日雨,凄凄复濛濛。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蹈舞呼万岁,列贺明庭中。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
而纵观古代帝王,罪己诏多半会用,且多半是在国事不可收拾的时候用的最多,这一点,朱由检就一个最好的实例。史书上说,明朝皇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罪己诏”没有少下。<明史>中记有五次之多:“冬十月庚辰,下诏罪己,辟居武英殿,减膳撤乐,示与将士同甘苦。”“甲寅,诏天下停刑三年。”第三次,“闰月癸卯,下诏罪己,求直言。”“六月癸亥,诏免直省残破州县三饷及一切常赋二年。”“壬申,下诏罪己。”
如明朝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就下了一道“罪己诏”,这道“诏”的内容不在自责,而在自曝官场腐恶内幕: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便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这位崇祯皇帝朱由检,也不怕自家人说他是给自家脸上“抹黑”,更不怕“敌对势力”用来攻击大明的制度设计,而是口无遮拦,来了个“官场腐败大揭底”。
问题揭露出来了,但他改不了,却又助其发展,及至流贼犯皇陵,帝素服召对廷臣。陈子壮进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诏,激发忠义。”帝纳之。崇祯帝下了“收人心”的“罪己诏”外,仍然是变着花样吃、喝、玩、乐。到李自成进北京时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皇家究竟是超级巨富,国库恁多积蓄,如能早拿来助赈、助饷,尽可少下两次“罪己诏”;而一道又一道的“罪己诏”,最后积攒起来一个总的“罪己诏”,就是在煤山自缢前的遗诏,也算是最后一道“罪己诏”: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
明朝能走到灭亡的一天,实非朱由检一个之过,但是,他作为十七年之君也是难逃其咎的。但他却说: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
中国古代帝王们的“罪己诏”,除了小范围的对面“口谕”而外,公布于天下的就是诏书了。这类诏书,皇帝本人是不会写的,真正出自皇帝之手称为“诏记”的其实极少,大多为有关阁臣代笔,以玺为信。唐德宗那篇有名的《大赦罪己诏》,是政论大手笔陆贽的杰作;宋徽宗痛骂自己的文字,则出自宇文虚之手。
“罪己诏”毕竟不同于一般诏书,草好了,皇帝赏你;出事了,唯你是问。因为起草“罪己诏”而受益的,明代有许彬。明朝太上皇英宗结束俘虏生涯即将返还,遣彬至宣府奉迎。从俘虏营放出来,毕竟不光彩,得找个台阶下,于是太上皇命许彬书“罪己诏”及谕群臣敕,遣祭土木阵亡官军,由此受到太上皇的赏识。英宗复辟后,便委许彬以重任,“累迁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诏,提督四夷馆。”但代笔“罪己诏”并不都像许彬那样受宠,惹来祸端的,张钧算一个。
据史书记载,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雷电震坏寝殿,有火入上寝,金熙宗命翰林学士张钧代拟“罪己诏”,其中有历代帝皇在“罪己诏”中常用的套话:“顾兹寡昧,眇予小子”。金熙宗听信大臣谗言:“此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立即将张钧残酷处死。
在古代的典籍里能够找到的“罪己诏”模本,是<尚书>中的<汤诰>和<秦誓>。文字比较详细并且能够作为模本的,是<吕氏春秋>里出现的这句后代“罪己诏”常用的格式语言:“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讲的是商汤罪己的故事。所以,“罪己诏”的起源,古人认为是从“禹、汤罪己”开始的。据古籍记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无意中看见了犯罪的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帝王,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失查和保护的责任。商灭夏后,汤也布告天下,安抚民心,此布告史称《汤诰》。在“汤诰”中,汤检讨了他自己的过错。禹、汤“罪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后来经附会神化,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诏”。
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他担心“家国多难不堪忍,又陷困境多烦恼”(<诗经•;周颂•;小毖>),就反思了祸乱产生的原因并做诗自诫:“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大意是:没人把我来牵扯,祸害拖累自己找)。<尚书•;秦誓>记述了秦穆公也曾在劳师远征惨遭败绩、付出数万将士的性命后,做了“罪己诏”,结语曰:“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提出了一国之君与 国家安危的关系:国家有危险,是因为我一人之过;国家安宁,也是因为我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颁布“罪己诏”的人是汉文帝。公元前一七九年,有人建议汉文帝要早立太子,汉文帝不同意,就颁“诏”说:“朕既不德……”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同年冬天,汉文帝又下了一个“罪己诏”。此后,罪己诏一直都被延续了下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有二十五史,翻开二十五史,从中找古代帝王“罪己诏”的资料还是不少,除<二十五史>的帝王本纪之外,还有《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补遗》、《续资治通鉴》,以及宋代的<册府元龟>,明实录,清实录,清朝的东华录和历代的记事本等等。
有位叫萧瀚的学者,在唐太宗全集中就找到了二十八份唐太宗的“罪己诏”;在“二十五史”中找到了二百六十份“罪己诏”,另外还有四份,一份是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两份是崇祯皇帝的“罪己诏”,还有一份就是袁世凯的撤消帝制的总统令。 如果包括袁世凯在内的话,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最早的一份是汉文帝在公元前一七九年下的,最后一份是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下的,整个时间跨度为两千零八十五年。如果以“二十五史”为限的话,那么最后一份“罪己诏”颁布的时间应为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时间跨度是两千零七十四年,平均八年就下有一份罪己诏。
各朝下“罪己诏”的皇帝数量分别是:汉代十五位、若包括吕后的话,两汉有二十四位皇帝,其中有十五位下过“罪己诏”;接下来三国有一位,就是魏文帝;再有吴国两位、两晋七位、南朝十四位、北朝一位、隋朝一位、唐朝八位、五代六位、宋代七位、辽代一位、金代一位、元朝四位、明朝三位、清朝八位。如果按所占比例来算的话,清朝比例最高:十个皇帝有八个下过“罪己诏”。
之所以频繁的下罪己诏,说到底是还是罪己诏的作用很明显,,它是中国古代帝王对灾难和过错的反省、自检,有它的积极作用,一来表达了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愿意把事情办好的愿望;二来笼络人心,造成一个团结一心的局面。所以历朝历代的地方为了获取一些人心,造成这种局面,都会玩这种文字,当然了,文字玩多了,未必会真有用,得民心者得天下能被传唱千年,并不是没有他的道理,我在文中让黎利用罪己诏,就是这个道理,人心失了,再好的罪己诏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并不能挽救颓废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