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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不懂《红楼梦》，读懂已是中年人，在满园锦绣的大观园中，有这么一个老人家，她满脸市侩之气，为了讨得贾母的欢心，不断做出各种丑态，让奶奶小姐们取笑，这个人就是刘姥姥。
很多人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不太喜欢她，觉得她活得太没自尊，可是后来大家都渐渐明白了她的苦。
若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如同别人脚底的尘埃？
刘姥姥第一次进贾府是因为家里实在艰难，他的女儿女婿不好意思上门，而她一个老婆子不怕人笑话，这才厚着脸皮到贾府打秋风。
这次她见到了凤姐，得了20两的银子，够他们庄稼人一年的生活了。
昔日贾府得势的时候如日中天，贾母吃的米都是和皇帝一样的御田粳米，书中凤姐曾说过李纨的月例是20两银子，一个月零花钱就是庄稼人一年的钱，第二次刘姥姥来王夫人就给了刘姥姥一百两银子，足见贾府鼎盛时期的财大气粗。
可是到了后面，却王夫人连贾母的寿礼钱都拿不出了。
当时凤姐是这样和贾琏说的“前儿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两个月，想不出法儿来，还是我提了一句，后楼上现有些没要紧的大铜锡家伙四五箱子，拿去弄了三百银子，才把太太遮羞礼儿搪过去了。”
后来就连王熙凤也开始典当自己的嫁妆了，有钱的时候大手大脚，没钱的时候典当家里的东西。一个有魄力的主妇这个时候应该断绝所有的人情往来，不将三百两银子浪费在“份子钱”上，都什么时候了还分不清主次。
斯佳丽没有管其他人的风言风语，照样把木头卖给北方佬。在生存问题面前道德都可以放在一旁，更何况是礼数。
男人负责挣钱女人负责管家，这是斯莱特林家庭的基本模式，嫁进豪门要是不懂怎么管家理财，只是会拼命花钱，这种小女人和“老女人”肯定会水火不容。
女人的克星是另一个女人，珍妃和慈禧一开始相处得挺好，她们一样都喜欢照相，可是最终却因为一点小事而变得没法相处，“摆造型”是个多大的事？问题是慈禧她就是在乎“体统”，不成“体统”的珍妃越看越讨厌。
“老女人”很注意传统，“新女性”则不一样，珍妃用来化妆打扮的花销也很多，她不美怎么能吸引光绪皇帝的注意。卖官鬻爵她不是第一个，女人干政确实容易出现这种现象，比如唐朝的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等。
她们养了很多文人墨客，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家族以及波吉亚家族差不多，他们支持了很多艺术家，在唐朝的时候古文运动已经开始了。
唐朝安史之乱后，国势衰落，藩镇割据，宦官弄权。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这种古文运动最终还是没有跳出儒学的藩篱，也就是没有跳出“八辟”这个统治阶级享有特权的规则，没有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而新文化运动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平等思潮，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将“八辟”从中国法律中移除了，中华民国宪法中不再有特权阶级，但是自由和平等依旧只是留于纸面，国内依旧是蒋介石独裁，这就跟华盛顿成为总统，有人还请他当美国国王一个道理，封建思想不是那么一时半会可以移除的，需要时间去适应。
但是，想让享有特权的阶级放弃特权没那么简单，立了军功的人肯定要有奖赏，马尔福家随着征服者威廉来到英国，分封到了威尔士的土地，经过那么多年兼并土地已经很广阔了，这一次为了摆脱牢狱之灾老马尔福使尽浑身解数，他们至少没有落到变卖家产的地步，卢修斯只是卖了那些带血的贼赃。
冈特家也曾经盛极一时，排场摆得十足，到了梅洛普那里，家里就剩下一个祖传的戒指和一个挂坠盒了。
作为输家的纯血贵族，尤其是胳膊上有黑魔标记的很多都开始典当自己家的东西，这些古董很多都大有来历。
反黑魔法联盟的人当然要禁止黑魔法了，可是他们还是忍不住自己的贪婪，于是博克博金这个曾经造成了霍格沃滋大量伤亡的黑店就继续在官方默许下存在了。
马库斯弗林特没有卖家传的剑，而是好好“用”了它。现在的皇家铸币厂已经不像牛顿时一样负责制币了，他们铸造的是纪念币，里面的黄金储备不多，但是官员们报的却是个天文数字，很显然这些唤夜的成员成了替他们贪污受贿顶罪的人了。
年轻人还有梦想，中年人则被现实给磨得精疲力尽，为了“活着”，刘姥姥脸都不要了，但刘姥姥是个普通人，有“庄稼人”的朴实和善良。反倒是那些读书很多的人没什么良心了。
他们编织了一个虚幻的美国梦，将中低收入家庭骗得负债累累，可想而知次贷危机一旦爆发将会有很多人流离失所，他们的房子会被银行没收，很多人将无家可归。
当黑死病在欧洲肆虐，那场瘟疫让人们顿悟了很多东西，人们不再对宗教保持虔诚，有很多人在“末日”来临前开始狂欢，这是消费主义的萌芽。
今天就把明天、后天的钱给花得一干二净，反正笼罩在黑死病阴云下的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明天。
这种认知是错的，但是人们喜欢享受资本带来的快乐，完全忘了马克思那句话：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
这种魔性的狂欢一定要经历一次大的灾难才能让人清醒过来，自己的生活有多么盲目虚荣。
浪费是可耻的，不论是食物还是金钱，那种别人忍饥挨饿将牛奶倒掉的行为是符合市场价值规律，却不符合做人的良知和道德，这是社会达尔文才有的行为。
没错，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着糟糕的名声，不少人却不自觉地按照这个规则办事，这部分人是透过损人利己来为自己提供阶级流动的目的，等哪天开门取个快递都被人捅死入室抢劫的时候，或者因为孩子读书比较好，结果被一群差生打进医院当植物人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自己犯下了什么过错。
毕竟，他们就是认为“我是独一无二的幸运儿，即便我把整个社会搞成丛林也会侥幸不受害”。
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的人都成社会达尔文分子了，那只能说该地区的政权也快到头了，杜甫是经历过唐朝由盛而衰过程的诗人，在社会比较稳定的时候，还有寺庙和官府组织的福利机构收容难民，秦州大地震时就有很多难民涌入长安，是这些机构收留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后来他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唐王朝已经负担不起救助工作了。
留给那些人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淘汰”。
和平时期的思维在战争年代是不管用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以一个组织的力量去系统化地淘汰不适者时，就面临问题，什么是不适的？
和平年代军人没有用，战争年代只会吟诗作画、风花雪月的文人有什么用呢？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些在沙龙里讨论政治的贵族都是聪明的，至少比普通人要有知识得多，为什么他们还是被推上断头台了？
同样是读红楼梦，正常女人读它品味到的是什么？
波莫娜真的很好奇，因为她好像真的是个不正常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