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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成大朋这几年在巴达维亚所取得的功绩，何夕当然十分赞赏，他知道自己这个部下在一线的活动能力的确非常强，而且对荷兰人的了解程度也是安全部里首屈一指，巴达维亚的情报站负责人可谓非他莫属。所以当初成大朋返回三亚任职一段时间后又提出要南下回巴达维亚常驻，何夕也是一口答应下来，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成大朋部署在巴达维亚，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但同时何夕也注意到，成大朋在巴达维亚乃至南海地区的行事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很多事情都是由他自行策划实施，虽然也会按照安全部的制度向三亚报备，但主动请示工作的时候却是越来越少了。
这倒不是成大朋的忠诚度出了什么问题，何夕依然确信这名部下对国家的忠心耿耿，只是成大朋常年在距离海汉本土数千里之外的地方单独行动，的确也不可能时时事事都向本土请示之后再做决定。
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一线的情报人员能够对当地局势变化及时作出反应，不会因为来回请示而错过了大好机会，同时对情报人员的独立运作能力也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但弊端也同时存在，情报机构本来就是特权部门，给予这些在外主持情报工作的官员过大的权力，很容易就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这样的事例在安全部所属的驻外情报官员当中并不是没有先例。
安全部外派的官员大多对海汉这个新兴政权都还算忠心，作为随这个国家一起崛起的新贵，他们往往也很珍视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但常年驻外手里又有钱有权，很难有人能够完全克制住自己谋取更高社会地位，更多物质享受的天然欲望。
而海汉因为扩张速度太快，对专业人员的需求很高，所以官方给他们安排的入职培训期都比较有限，内容往往更强调专业技能，对于思想政治方面的意识灌输则因为时间问题而相对较少。
在缺乏足够监管和限制的环境中，这些半路出道且手握特权的情报官员们就会很容易迷失本心。何夕是真的有点担心成大朋在巴达维亚待的时间太长，慢慢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听命于三亚，而不是在力有不逮的时候才想起来求援的对象。
前次成大朋前往马六甲海峡地区进行跨国贸易，顺便到星岛去招募了几名据说能通晓西班牙语的汉人囚犯，这件事何夕虽然当时是点了头，但他还是认为成大朋的招募有些草率。毕竟当地几乎不具备合适的情报人员入职培训条件，而这些人又是从马尼拉流放到星岛的服刑人员，对海汉的敬畏或许有余，忠诚却肯定不足，成大朋要在当地亲自培训这些新人，这在何夕看来并不是一个完全靠谱的计划。
而如今距成大朋在星岛完成招募才不过一个月，他就要以掌控粮食市场，吸纳策反荷兰官员为由，在巴达维亚进行并非由安全部策划的大动作。采取这些措施有多大的必要性，成大朋又有几分成事的把握，这些信息在巴达维亚发回来的电文中都没有得到具体的说明。
当地的状况究竟有多么紧迫，与成大朋接洽的荷兰官员是否可靠，在争夺当地粮食市场控制权的过程中需要动用多少资金，事后是否能够通过合理的经营方式回收这些预算外的开支……何夕需要弄明白的问题还有一大堆，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他在执委会这边也很难说明成大朋在当地采取激烈措施的必要性。
何夕第二天带着成大朋的电文来到胜利堡，先找到施耐德，向他说明了情况。目前外交事务是由宁崎和施耐德在共同管理，宁崎主管的是大明及周边受汉文化影响深远的这些小国，而施耐德则是专门负责西方殖民国家的事务，两人各有分工。这成大朋所负责的是荷兰人在南海的统治区，何夕自然是要跟施耐德先通个气。
施耐德听完何夕的介绍后便开口表态道：“要执委会支持安全部的行动没问题，但何部长你总得拿点干货出来，先弄清荷兰人要找占城买多少粮食。我这边派使馆的人去做工作，那也得有个明确的说法，不然被占城国看低了就没意思了。还有，你的人要在巴达维亚搅乱粮食市场，这怕是百八十万打不住吧？你能不能给个准确点的数目？他那边有多少资金，还有多大的缺口，什么时候要用钱，事后这钱是慢慢收回来还是划进你们安全部下一年的预算里，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总得先拿个方案才是。”
何夕听到施耐德提到的这些问题也不禁头疼起来，从巴达维亚发回来的电报不过一两百字，哪里能说清这么多问题。但施耐德的要求也并非吹毛求疵，他既管着外交事务，又是财政部的负责人，这些事情都得从他手下过，如果不闻不问就这么应下来，后续有什么麻烦那可就成了他施耐德的责任了，自然是得先跟何夕这边理清头绪再说。
说话间宁崎也到了，在听了何夕的讲述之后，宁崎的态度与施耐德基本一致，认为安全部这边所提供的情报实在太少，就算执委会想配合工作都有点无从下手。至于成大朋在巴达维亚当地的行动是否有必要，这本是何夕最担心会被执委们挑刺的地方，反而意外地没有人提到。
但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像宁崎和施耐德这样的高官，他们所掌握的外部信息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于何夕领导的情报部门，而这些情报的可靠程度也大多在上报执委会之前就已经验证过了，如果真的是可信度存疑的消息，何夕自然会加以说明。但既然何夕没有专门进行说明，那他们也就下意识地认为成大朋计划在巴达维亚采取的措施，其实是来自于何夕的安排。
一直以来海汉执委会有一个默认的规则，那就是不过分干涉情报部门的工作方向，专业的工作交给专业的人员来做，如果谁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对安全部的工作指手划脚，那这个部门的运转肯定就会出问题了。除非是安全部的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或是何夕、郝万清自行提出一些需要执委会出面解决的问题，一般都不会有谁会对安全部的计划安排提出质疑。
而基于这样的认识，宁崎和施耐德也都不会去怀疑安全部提出的要求是否合理且有必要，只是就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向何夕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要求。
但何夕却是有些头疼，下属反馈回来的信息就只有这些，如果一定要追求详细的数据，成大朋也未必能拿得出来。毕竟一线的情报工作在很多时候必须要凭直觉作决定，而不是像三亚大后方这样，能有来自方方面面的数据和信息作为参考，各个部门讨论权衡之后再选择一个最为稳妥或是对海汉最有利的方案。真要让成大朋去把宁崎和施耐德要求的这些信息收集完毕之后再来作决定，那恐怕黄花菜早就凉了。
“你们提的问题的确是存在的，但也要考虑到实际的状况，有些事情在我们这边拖上一天半天好像没什么，但在当地的情报人员可能就因为等待三亚下达命令而错过了最好的行动时机。”何夕斟酌了一下措辞，然后向他们解释道：“成大朋算是我手下最得力的情报人员之一，我想他发回的电报中缺失的信息并不是有意疏漏，而是来不及作更详细的调查。”
“我相信你的专业判断，但你得告诉我，要怎么做才能帮到你的人完成任务？”施耐德并不想就这个问题与何夕争论下去，他今天还有好几个会要开，相比之下安全部的这个申请实在算不上是重要事务。
今年年初海汉出兵打下马尼拉之后，从当地掳回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而这些财物要通过一系列的手续完成变现之后才能充入国库。与此同时国库需要支出大笔军费，用以发放对参战部队和有功人员的奖励，阵亡将士的抚恤，以及各支参战部队返回原驻地的费用。
此外海汉发动了一些大商家前往马尼拉投资，以尽快完成对当地经济命脉的掌控，而海汉经济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海汉银行也已经在当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开始在马尼拉推行海汉这套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制度，并且也已经在筹备向马尼拉市场投放纸质海汉币进入流通体系。
这些事务虽然不用施耐德本人一直盯着，但大体的安排都要有他的参与和拍板才行，所以最近这段时间也是忙得不可开交，每天至少有三四个会议要与方方面面的人员碰头会面。
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事务让外交部最近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再有两天就是海汉建国三周年国庆暨穿越行动十周年的纪念日，三亚将要举办一系列的庆典活动。而这其中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公开进行，并且邀请了与海汉建交的多个国家派员一同参与。
目前除了常驻三亚的一些外国使节之外，还有一些受到邀请的外国贵宾正陆陆续续抵达三亚，而作为外交部的主管官员，施耐德和宁崎都承担着出面接待这些贵宾的任务，要让他们在这个时候花太多时间去关注其他部门的事务，实在有些分身乏术。
所以虽然施耐德对何夕所说的情况依然抱有一些疑虑，但他已经不打算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只要何夕拿出一个过得去的解决方案，那么他就按照对方的意思安排下去也就是了。
至于这中间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施耐德认为其实都是可以忽略的，特别安全部的人要在巴达维亚搅动当地的粮食市场这件事，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钱字，而对海汉来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算是问题。顶多也就是事后让安全部这边再补一些手续上来，好让财政口能有合理的事由把开支账目做平。
何夕当然也听出了施耐德言语中表现出来的不耐烦，虽然连他自己对成大朋的计划都没有百分百的信心，但身为安全部的一把手，这个时候还是必须得担起相应的责任来，先将外交和财政方面的支持争取到手再说。
何夕只花了大约半小时的工夫，便从施耐德和宁崎这里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宁崎稍后将亲自拟电通知海汉驻占城使馆，让那边设法阻止占城向荷兰人大量出售粮食。而施耐德则是签发了一张空头支票给安全部，授权何夕可以在必要时调动一笔不超过一百万元的资金去配合情报人员在巴达维亚的行动。
这样的安排对安全部来说无疑已经算是非常宽松了，何夕对此也没什么好挑剔的了。他现在只希望成大朋在巴达维亚千万不要搞出什么纰漏，不然下次再有类似这样需要国内提供紧急支援的状况，外交和财政这两个部门就未必肯再这样帮忙了。
何夕回到安全部的小楼之后，立刻拟了一封发往巴达维亚的回电。在电文中他向成大朋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尽快向安全部反馈有关此次行动的详细信息，包括了外交和财政部门所要求的那些相关的数目，以便能更好地配合成大朋在当地的行动。二是要求成大朋注意尺度，尽可能不要与巴达维亚当局发生冲突，以免影响到在当地布局数年的情报网络运作。
不过按照安全部的制度，驻外机构的电台默认通信时间都是安排在夜间，以免临时架起的天线被有心人注意到，所以他的这封回电也只能等到晚上才能传送到成大朋那边。等巴达维亚的下一次回电，或许还得再多等上一天了。